中国旗袍演变史二——旗女与汉女的着装

　　　作为女性着装的旗袍，与旗女有着密切的关系。所谓旗女，是指旗人家庭中的女性成员；旗人，则是清代对被编入八旗的人的称呼。清代八旗的成分以满族为主体，融合了汉族与蒙古族等其他民族在内。八旗中除清朝皇族爱新觉罗的宗室、觉罗以外，还包括八旗满洲、八旗蒙古和八旗汉。八旗汉和八旗蒙古分别由归附的汉人和蒙古人构成。清初八旗汉有26万之众，是八旗满洲、八旗蒙古之和的3倍。因此，旗人不仅是满族人，还可以是蒙古族或汉族人。这样，把旗袍定义为满族人所穿的服装也就有失准确了。满族是生活在北方的少数民族，擅长渔猎并四处游牧，他们所穿着的袍四面开权，有扣绊束腰带，脱卸方便又保暖，非常适合他们的生活方式。后来归附于他们的汉人和蒙古人也采用了这种服式。明末清初八旗制度逐步确立，旗人的袍服有所变化发展，与满洲早期的样式也有所不同，这时旗女所穿的袍可说是旗袍真正的?前身，到民国才成为现代意义上的旗袍，称为新旗袍或新式旗袍。旗女的袍装与汉族妇女的两截装束，在清初有着明显差异。

　　　满族入关后成了统治者，曾强令汉人剃发易服，但是强制性的服饰同化政策非但没有达到预期目的，反而激起汉人强烈的反抗。为了缓和矛盾，清**不得不采纳了明朝遗臣金之俊的“十不从”。其中有：“男从女不从”、“生从死不从”、“倡从优伶不从”。“仕宦从而婚姻不从”等数条，才使汉族妇女得以继续穿着显示本民族气节的服饰，而戏装、结婚礼服、死殓丧葬服也同时被允许保恃明代式样。在清代前期一直沿续到中期，旗女着装与汉女着装呈现出泾渭分明的特色。

　　　当时区分旗女与汉女的装扮主要有三点：一看发髻。旗女梳旗髻，即两把头、叉子头或一字头，因其中插入架子使之呈双角扁平状，故又称“架子头”。这种假髻到咸丰以后更为夸张高耸，演变成为“达拉翅”，被汉人称作“旗头”。汉女则梳平髻，喜戴黑绒布帽和遮眉勒，发型低矮而贴体，更显其低眉顺眼的含蓄气质。

　　　二看着裙还是着袍。旗女穿袍，袍是她们重要也普遍的服饰。袍里面穿裤，礼服袍还要加马蹄袖和繁复的装饰与附件。八旗妇女从不穿裙，即使把贵妇朝服中的朝裙算作裙的话，也还是极少有机会穿着的。八旗妇女一般在隆重场合穿礼服袍，包括朝服、吉服和行服，而日常则穿便服袍，包括旗袍的原身－－衬衣和氅衣。衬衣圆领右衽，捻襟直身平袖，无开襟，有五个纽，衣长掩足。袖分有袖头和无袖头两类，面料以绒绣、织花、平金为多，周身加以边饰，常穿在里面。夏季衬衣可单穿，秋冬加有皮棉。氅衣穿在衬衣外面，与衬衣类同，只是左右开禊至腋下，开禊顶端饰以云头，且装饰较为华丽考究。边镶和纹饰繁复精细，还缀有花边、花绦子、狗牙儿。氅衣多穿于正式场合。清代文康的《儿女英雄传》中就有许多关于旗女这种袍装打扮的文字描写，如：“只见那太太穿一件鱼白的百蝶衬衣儿，套一件绦色二个五幅捧寿织就地景儿的氅衣儿，窄生生的领儿，细条条的身子，周身绝不是那大宽的织边绣边，又是甚么猪牙绦子，狗牙绦子的，胡镶滚作，都用三分宽的石青片金窄边儿，拓一道十三股里外拄金线的绦子，正卷着两折袖儿；头上梳着短短的两把头儿……。”

　　　而与旗女相反，汉女穿裙，从不穿袍，她们仍沿袭旧时的上衣下裳制。上着衫祆下着裙或裤，上下衣不连属。穿裙是汉族妇女的一大特点，清代汉族女裙种类繁多，如百褶裙、凤尾裙、月华裙、马面裙、裥干裙等。裙前后有裙门，裙内穿裤，也有青楼女子或独处家中时不穿裙只穿裤的。《儿女英雄传》中写道：“忽见旁边儿又过来了个年轻的小媳妇子，穿一件享肩贴背，镶大如意儿、水红里子、西湖色的濮县绸的半大夹袄儿，并不穿裙子，露出半截子三镶对靠青绉绉散腿裤儿裤子；脚下一双过桥高底大红缎子小鞋儿；……”汉族女子婚嫁时穿红喜裙，上配石青或大红绣花袄褂，凤冠霞帔，沿袭旧制。

　　　三看鞋。由于旗女无缠足陋习，她们穿宽大的高底旗鞋。木制高底位于鞋底中部，因形似花盆、马蹄，又被称为“花盆底”、“马蹄底”。而汉女则个个“三寸金莲”，着小巧精致的绣花弓鞋，高底则位于鞋的后部。　

　　　旗袍与上袄下裙的装式在总体风格上区别明显。首先，旗女的旗袍上下一体，线条流畅，汉女的上袄下裙分割线多，富节奏感；旗袍紧窄合体显露腰身，而上袄下裙却异常宽肥，竭力将女性曲线掩藏于宽衣大袖之下，集中反映了宋明理学“存天理灭人欲”的一面；旗袍更易使穿着者显得长身玉立。?其次，旗袍的审美趣味中心在上面，而袄裙的趣味就显然在下面了。穿高底鞋加之袍长及地，将旗女腰线抬高，下肢拉长，重心也随之上移；而肥大至膝的袄衫则将汉女腰线降低，拉长了上身，重心随之下移。基于民族文化的差异，旗人重头而轻脚，假髻虽然夸张高耸，天足却被掩盖于袍摆之下。相反，汉文化倾心于“纤纤作细步”，“三寸金莲”倒是无论如何要露出裙摆的。简约的小髻，肥大平直的衣裙更容易将观者的注意力吸引到足下，这就是汉人的重脚而轻头了。

　　　旗袍与袄裙在具体形制上也存在许多差异，例如旗袍有一字襟、缺襟等种种斜襟，礼服上还有马蹄袖，袄裙却多为对襟；袄衫上戴领抹，沿用本族的交领，而旗袍在初则无领，只戴领巾兑，直到清末才有旗袍立领，而且也非交领。在装饰配伍方面，旗袍原本是相当简朴的，入关后慢慢朝繁复的方向发展，甚至大大超过汉女的袄裙，镶、滚、嵌、绣、荡、贴、盘、钉样样俱全（这在汉女袄裙上也能见到），而且许多正式礼服袍均有接袖和箭袖，使整只袖被分成数段，每一段的图案风格、色彩和面料都截然不同，这是汉装所没有的。

　　　旗女与汉女着装存在的差异，归根结底反映了异族文化间的差异。内敛型的汉文化造就了上袄下裙，而外向的八旗文化则产生了旗袍。在两种服饰截然对立的时期，也是两种文化撞击的年比。然而，正如文化之间的冲突会逐渐磨合化解，旗汉服饰的差异也并非不可调和。清王朝统治稳固后社会趋于安定富足，民族融合在不知不觉中进行。即使是禁令也禁不住旗袍变得宽身大袖，袄褂变得越来越长，类似于袍。清中期时旗女与汉女着装的界限已不再那么明确，晚期更是互借互用。旗袍采用汉族的吉祥纹饰以及刺绣工艺，袖上也出现类似半臂的深色装饰。有穿着长坎肩的汉女，也有穿袍身极短露出双脚的旗女。同一时期的旗汉服装也会反映同样的时兴做法和装饰手段。总之，旗女与汉女的着装已由初期的对立走向了融汇交合。